先后不公/贫富不公 不代表民意的限购有失公平

近日，杭州汽车限购又是“半夜鸡叫”，杀得消费者措施不及。我们暂且不论其政策出台是否经过听证，限购的目的到底是为了环保、畅通还是为了地方政府增收，只谈谈在当前限购成为各地方政府热衷的治堵、治霾“妙招”的情境下，限购是否公平？

十八大，党的新一代领导班子闪亮登场，针对当前社会不公，顺应民意，提出了“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，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，保证人民平等参与、平等发展权利。”对此，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诠释了党中央对“公平”的重视。三中全会公报全文15次提及公平，并从市场竞争公平、政府治理公平、财税体制公平、城乡公平、教育公平、司法公平等全方位进行了解读和阐释。这预示着执政党执政思路已经从“不管白猫黑猫、抓到耗子就算好猫”的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转变，顺民心、得民意。而限购政策，有失公平。

第一，造成先后不公。目前，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为2.5亿辆，其中，民用汽车约1.4亿辆，机动车驾驶人为2.8亿人，其中汽车驾驶人2.2亿人。这就表明，就现有汽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构成简单分析，有近8000万人有照没车，并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大。据有关机构2011年统计，全国驾校学员人数已经突破2000万人，这就意味着，每年将会新增2000万购车需求。汽车限购将直接造成先购车者对后购车者而言，相对较低成本地购买和使用汽车，间接享有更多的路权，这是非常明显的先后不公。

第二，造成贫富不公。上海、广州最近一次车牌拍卖，最低成交价分别为73800元和12300元，且呈不断上涨趋势。这就意味着，消费者购车将多付出上万、几万元的车牌购买费用。2013年上海、广州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851元和42066元。这就意味着，以人均收入计算，上海人想购车，首先得近两年才能凑足车牌拍卖费用，广州人想购车付出的购车款外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。车牌拍卖费用的上涨，直接将抬高私车购买成本，对高收入人群影响不太明显，但对具备经济型家用轿车消费能力的社会中层，增加的成本不容小视。这或许将造成富人可以坐私家车，而穷人只能挤公交车，社会各阶层对城市空气净化、道路畅通承担的成本不平等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“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……更好满足人民需求。”汽车限购，无论是摇号还是拍卖，对计划购车的消费者来讲，都增加了成本（时间成本或经济成本），显然会限制一部分消费者的购车需求。而在汽车已经从炫富工具转变为基本交通工具的当今中国，限制购车需求就基本等于是对人民快捷、舒适的出行需求和权利的限制。汽车的需求，应该和住房需求一样被重视、被尊重。

第三，造成内外不公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写到：“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......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”。汽车限购，实质是采用行政手段抬高市场竞争门槛，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消费者购买低价自主品牌车型的权利，二是直接导致市场对自主品牌的挤出效应。我国汽车市场上，自主品牌的主战场相对集中在10万元以下的市场，且在经济发达城市品牌号召力相对合资品牌较弱。消费者拍得以万元计的车牌之后，考虑到车牌的利用效率，选择价格和档次相对较低的自主品牌的概率较低。正如当前为民众普遍诟病的中小学择校模式一样，本来大城市的汽车市场就像重点学校一样，应该对所有品牌开放，让所有“适龄学生”（中外品牌）都在附近学校上学，但汽车限购等于是市场销量大的一线城市给车企划定了“分数线”（价格区间），“分数线”以下的“适龄学生”（即自主品牌），就很难“就近入学”进入重点学校（限购城市），只能选择普通学校（一线城市外的市场）。限购以来，自主品牌在北上广的市占率大幅下滑至10%，并呈现出持续下滑的态势。更不容乐观的是，由于车辆保有量增加、城市规划、道路建设、交通管理水平等原因，中小城市的空气污染、交通拥堵程度日渐提高，甚至超过很多大城市。而在中心城市限购的示范效应带动下，尤其是地方财政增收这一巨大利益的诱惑下，我们谁都无法预知，未来那些空气质量差、交通拥堵的中小城市政府会不会抑制住限购的冲动。而随着限购城市的增加，如果自主品牌转型升级的步伐没有超过限购城市增加的速度，也许有一天，自主品牌汽车也会像当前的摩托车产业一样，被赶到农村市场去搏杀。

追求畅通的交通、清新的空气的权利，是每个在城市生活的公民都应该拥有的，也应该承担减少私家车出行、提高交通工具利用效率的义务。同时，也希望地方政府除了限购外，在城市规划和建设时，采取更多样化的措施，比如坚持公交优先、提高私车在拥堵市区的停车成本、提倡交通工具高效利用、产城融合等等来治堵、治霾，如果真要使用行政手段强制降低车辆使用率，限行都比限购来得公平合理。